（上接H03版）

　　第二，其影响机制存在“盈利挤压”与“技术赋能”的不对称博弈，且前者在样本期内占据主导，这是导致风险净增加的主因。第三，数字金融的风险效应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，对资源受限型银行（小型、非上市、中西部）的冲击更为严重。

　　2.政策建议

　　基于2013-2023年完整周期，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的观察，提出以下针对性建议：

　　推行基于区域与机构差异的“精准滴灌”政策：对于数字金融指数已超过350分且银行风险指标恶化的地区（如长三角、珠三角部分城市），监管重点应从鼓励创新转向风险预警与压力测试。对于中西部等追赶地区，在风险可控前提下，可继续鼓励数字金融的基础设施覆盖与应用场景拓展。

　　引导构建“银行-科技”共生型生态，强化技术赋能实效：监管层可牵头建立区域性金融科技合作平台，促进地方性银行与合规科技公司就特定风控模型（如涉农信贷、供应链金融）进行联合研发与数据共享，将技术赋能从“概念”转化为可落地的“生产力”。

　　为脆弱银行设计“转型安全网”组合工具：针对资产规模较小、数字化基础薄弱的银行，可考虑提供“数字化转专项债券”发行便利、给予监管指标（如流动性覆盖率）的阶段性弹性考核，并建立跨区域的优秀数字化转型案例库，降低其试错成本。（李程 西藏大学财经学院）